成长之旅：对教会合一的反省

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马来西亚神学院研习神学。作为一所联合性（ecumenical）的神学院，再加上当年一位讲师的极力推动，“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是不陌生的名词。然而，这位讲师对“合一”的委身却出了界，竟然邀请其他宗教的领袖到神学院的小崇拜厅来主讲。当年，这引起一些哗然。。。

那段时候，常会反问：“布道和门训已经做不及了，为何还化时间和资源去搞‘教会合一’的事情？”特别是在马来西亚的处境，还需要顾及种族和语言的不同，那实在是不易为的“麻烦事”。再加上，许多参与“教会合一运动”的领袖给人的印象是拥护自由神学的，因此，心底是抗拒“教会合一运动”的。

1997-1999年，在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修神硕时，“认识”了 Gerrit Cornelis Berkouwer （1903-96）这位荷兰改革宗 （Gereformeerde Kerken in Netherlands; GKN）的神学大师及荷兰“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in Amsterdam）的神学教授。在他的建议和影响下，他所属的宗派成为其中一个最早加入“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福音派宗派（evangelical denominations）。这个发现是“剔除”我对“合一运动”抗拒的种子。

2004-2008年，在墨尔本进修期间，也出任澳洲联合教会的协理牧师（Associate Minister），主理墨尔本福音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联合教会”（Uniting/United Churches）：“合一运动”的另一种果实。在那期间，我常常问：“为何教会【澳洲卫理公会、长老会及公理会】的先贤要把三个不一样的宗派联合在一起，就如同把三张不同形状的椅子联叠在一起呢？”坦白说，我是有点不习惯的，给我一种“三不像”的主观感觉。（主观：因为那是我的个人感觉；却不是广大联合教会牧师和会友的感觉，虽然他们知道他们还在“合一”的旅程。）

2009年毕业礼后，经Robert Gribben教授的提携和引介，获得马来西亚卫理公会会督和总议会执行理事会祝福后，被“世界卫理公会议会”（World Methodist Council）委任（代替新加坡的Lorna Khoo牧师）出任AMICUM（Anglican-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Unity for Mission）的卫理宗（东南亚区）代表。2010年2月，我是带着学习的心态飞往英国的Bath出席会议。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麽多区域（国家）的圣公宗和卫理宗分享（汇报）区域性的两宗合作关系。

今年，整个代表团（共14人）聚集在南非的开普敦进行第三次的议事会。议事会至今，我渐渐明白为何欧陆（也可能包括美国）教会为何在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后这麽看重“合一运动”。原来，这是欧陆教会对於教会分裂的实况的一种反省和自我修正的负责任行动。每一次的“对谈”突破，他们都体认原来圣灵的确在不同宗派之间工作，带来宽恕、医治、复和、彼此肯定、接纳和祝福的积极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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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更正宗的路德宗、长老宗和公理宗从大公教会【天主教】分化出来，却又不能联合在一起；英国教会【圣公宗】抗衡罗马教会的“统治”而自成一局；而后浸信会和清教徒从英国国教分裂出来，再后卫斯理复兴运动席卷英格兰而奠下卫理公会出现的基础。现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更正宗教会（教派）都是上述分支的再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