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的曾广海（Simon Chan）博士在 Church & Society in Asia Today 第13卷第3期（2010年12月）的“基督徒的身份：一个神学性的视角”（The Christian Identity: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专文中指出理性不是如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所说的构成人作为人的基本。若然，患了唐氏症状（Downs Syndrome）的儿童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长者就不是人了！相反的，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如布伯尔（ Martin Burber; 1876-1965）所言：活在关系网际中（inter-personal）中。换言之，一个人的身份是与他个人的历史或故事有关。而这人生故事又包含了许多的关系网络。
从这角度看，基督徒之所以是一位基督徒不只是因为他是在基督里的一个个体，更是因为他也是基督身体内的一员。他是活在众基督徒的关系中的。基督徒的身份是与他的故事如何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叙事”（the Grand Story of the Gospel of Christ）交叉（intersected）及被这“大叙事”型塑有关。我们的身份首先取决於上帝知道和爱我！
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身体的一员呢？藉着内在对基督的信心及外在受洗的行动（可16:16；徒2:38）。信而受洗表达了一个人愿意在对老我死，并在基督里重新活过来（罗6:3-4）。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罗8:16；加4:6），称基督为兄（参来2:11-12）。这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基督身体，又藉着圣餐（Eucharist）来表达她的合一（或唯一性 oneness）。如此的关系和身份超越了（1）我们的自然家庭或家族系结（natural ties）、（2）长辈对幼辈的孝道要求（filial piety）、（3）族群优越感（ethnic pride）及（4）爱国主义（patriotism）。
曾博士指出圣餐是教会宣示其身份的其中一个核心实践。藉着圣餐，教会表达她是由不同成员在基督的平安中所组成的基督的身体（She is the body of Christ joined together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peace of Christ）。圣餐崇拜中的宣告性礼仪行动 （liturgical speech-acts）真正表达了这点。由此观之，圣餐崇拜中的礼仪行动及聆听圣言的宣讲真是型塑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实践。基督徒的身份是在崇拜的氛围中不断被型塑的。在基督徒的身份被型塑的过程中，圣言与圣餐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圣言宣讲的完满是在圣餐的施行中发生的（the proclamation of the word is meant to lead to its fulfillment in the sacrament）。圣餐规划了讲道的方向，也奠定了讲道的内容。这样的结合能把基督徒导向福音的核心事件，从而深化基督徒身份的型塑。
在未被施洗，接纳成为教会的一员之前，慕道者（catechumens）需要经过一段可能长达3年的慕道培训（catechesis）。这培训过程就叫做“慕道过程”（catechumenate）。在这过程中，慕道者除了参加教会的崇拜聚会、融合在崇拜礼仪中，也学习教会的基本信仰（如使徒信经、主祷文及十诫等）。慕道者受洗而成为教会的新成员（neophytes）之后，他们继续溶于崇拜，沉静学道。这期间，他们不断的学习信仰的奥秘。因此，这阶段也叫做“信仰奥秘的学习阶段”（mystagogy）
为何初期教会要如此刻意透过崇拜（圣餐崇拜）和慕道培训进行长时期的培育工作？因为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一朝即成的。基督徒的身份是需要刻意耗时间、化心思被孕育和型塑的。
15/02/2011 AMICUM 代表与南非圣公宗大主教和卫理宗 Capetown 教区的领袖会面，以更多了解两宗在南非的事工与合作关系。Archbishop Thabo Makgabo 在会谈时所说的一句话深印我心：“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种族隔离主义’（Apartheid）。作为南非的教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需要合一以抗衡‘种族隔离主义’”。
这样的言辞显然表达教会是在外在情况驱使下，被动的采取积极的主动。事实上，这似乎是教会常常面临的情况。马来西亚的教会合一也可以说是在类似的情况下产生的。
John Roxborogh 博士於2010年的CCA 纪念特刊中，记述了马来西亚的“教会合一里程碑” (Ecumenical Milestones in Malaysia)。专文中记述星马的主要宗派领袖被关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时（Changi Prison），看见教会在这土地上强化合一的重要性。本於这清晰的信念，Malayan Christian Council（MCC）及三一神学院於1948年被成立。1955年，MCC受英国殖民政府邀请参与国家建立、社会服务及关怀新村中的村民。为落实这工作，MCC 委派了220名同工进入国内333个新村服务。1965年，MCC 被改名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基督教协进会”（Council of Church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1969年，513事件后，CCMS被当年的首相敦拉萨邀请参与国家重建的工作。而后，CCMS因着新加坡独立，而於1975年改名为“马来西亚基督教协进会”（Council of Churches of Malaysia）。1979年，在CCM的协调下，马来西亚神学院被成立。1985年，为照顾全国众教会的益处，而与天主教及其他教会成立 “马来西亚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专文结束时，Roxborogh 博士对於马来西亚神学院在教会合一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期许，却没有说明那是怎样的期许。这可能是马来西亚神学院的群体需要一起摸索的。。。
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马来西亚神学院研习神学。作为一所联合性（ecumenical）的神学院，再加上当年一位讲师的极力推动，“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是不陌生的名词。然而，这位讲师对“合一”的委身却出了界，竟然邀请其他宗教的领袖到神学院的小崇拜厅来主讲。当年，这引起一些哗然。。。
那段时候，常会反问：“布道和门训已经做不及了，为何还化时间和资源去搞‘教会合一’的事情？”特别是在马来西亚的处境，还需要顾及种族和语言的不同，那实在是不易为的“麻烦事”。再加上，许多参与“教会合一运动”的领袖给人的印象是拥护自由神学的，因此，心底是抗拒“教会合一运动”的。
1997-1999年，在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修神硕时，“认识”了 Gerrit Cornelis Berkouwer （1903-96）这位荷兰改革宗 （Gereformeerde Kerken in Netherlands; GKN）的神学大师及荷兰“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in Amsterdam）的神学教授。在他的建议和影响下，他所属的宗派成为其中一个最早加入“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福音派宗派（evangelical denominations）。这个发现是“剔除”我对“合一运动”抗拒的种子。
2004-2008年，在墨尔本进修期间，也出任澳洲联合教会的协理牧师（Associate Minister），主理墨尔本福音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联合教会”（Uniting/United Churches）：“合一运动”的另一种果实。在那期间，我常常问：“为何教会【澳洲卫理公会、长老会及公理会】的先贤要把三个不一样的宗派联合在一起，就如同把三张不同形状的椅子联叠在一起呢？”坦白说，我是有点不习惯的，给我一种“三不像”的主观感觉。（主观：因为那是我的个人感觉；却不是广大联合教会牧师和会友的感觉，虽然他们知道他们还在“合一”的旅程。）
2009年毕业礼后，经Robert Gribben教授的提携和引介，获得马来西亚卫理公会会督和总议会执行理事会祝福后，被“世界卫理公会议会”（World Methodist Council）委任（代替新加坡的Lorna Khoo牧师）出任AMICUM（Anglican-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Unity for Mission）的卫理宗（东南亚区）代表。2010年2月，我是带着学习的心态飞往英国的Bath出席会议。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麽多区域（国家）的圣公宗和卫理宗分享（汇报）区域性的两宗合作关系。
今年，整个代表团（共14人）聚集在南非的开普敦进行第三次的议事会。议事会至今，我渐渐明白为何欧陆（也可能包括美国）教会为何在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后这麽看重“合一运动”。原来，这是欧陆教会对於教会分裂的实况的一种反省和自我修正的负责任行动。每一次的“对谈”突破，他们都体认原来圣灵的确在不同宗派之间工作，带来宽恕、医治、复和、彼此肯定、接纳和祝福的积极果实。
对於南非人来说，Robben岛是他们又恨又爱的地方。
“恨”：因为过去约400年，这岛屿是以囚禁黑人及亚裔罪犯、麻风病人、精神病人、战犯及政治犯而知名。
“爱”：因为这岛是自由和解放的记号。1990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经过长达13年的囚禁生活之后，被释放离开孤岛，踏向领导南非抗衡“种族隔离政策”，迈向释放、自由、宽容、复和和盼望之路。因着，这岛屿的历史特色和转化贡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於1999年12月1日把它列为“世界遗产场地”（World Heritage Site）之一。
今早，AMICUM代表走访这岛屿。游览完毕，它给我留下最少三个深刻印象：
1、 曼德拉被囚禁的囚室只有约50平方尺。空间虽然狭小，却无阻他开阔自己的胸怀。
2、 他的宽广胸怀可以从他选择原谅（forgive）和不报复（not revenge）看出。在长达13年的囚禁生活，他被发配到岛上的采石场去进行艰苦的采石工作。眼睛因长期受骄阳爆嗮和白石反射的而深受伤害。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报复白人，特别是岛上的年青白人守卫。相反的，他常常鼓励其他囚犯当以“复和”（reconciliation）为念，宽容的对待这些守卫。因为，他们也是南非苦毒社会的副产品。
3、 按导游陈述，曼德拉的“复和”信念是受 Martin Luther King 影响的。而Martin Luther King的“复和”信念则是受甘地（Mathama Ghandi）强调“原谅”和“不报复”影响的。（甘地在印度的贡献与他在南非的生活经历脱离不了关系）。三个“M”对南非所造成的积极影响是无以言喻的。
2004年中，在墨尔本联合神学院的课程说明书中初次接触“Third Reich”及 “Holocaust”两个教会历史名词。我愣了：怎么在东南亚区的神学院修教会历史课时，从未接触过这两个名词。它们是什么？表达什么历史事件？
渐渐的，发现 “Third Reich”是指希特勒以纳粹主义治理德国的时代；而 Holocaust 则是指希特勒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
09/02/2011 初到开普敦时，从旅游景点指南发现城中有一所“大屠杀”展览中心。10/02 飞往 Durban前，我第一次走进了“大屠杀”展览中心。一走进中心，第一幅图就是南非黑人“恨之入骨”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政策。原来，南非的犹太人是从希特勒的大屠杀的角度来理解“种族隔离”的。
之后，整座中心很有规划的交代希特勒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他如何掌权得势、如何强势攻占欧洲其他区域、如何硬性推动“种族隔离”政策、如何迁徙犹太人，把他们关在集中营并以毒气屠杀欧洲不同国家的6百万名犹太人（其中1百50万人是孩童）。此外，中心也介绍什么人在希特勒如日中天时提出异议，极力抗衡“纳粹专政”，并且以身试险，营救犹太人。潘霍华、Martin Niemöller、The Archbishop of Plovdiv、Irena Sendlerowa及 Antonin Kalina是被介绍的重要人物。（这说明了为何 de Gruchy 会专注研究“潘霍华”的著作，并以之为抗衡南非“种族隔离”主义的主要参考。）
在整个参观过程，有几组的学生和参观者是由老师和讲解者全程陪同讲解的。这是一个有教育指向的鉴戒过程。
走出中心，我开始问一个暂时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东南亚是否有以华人开办的‘二战抗日展览中心’?”若有，那是以什么面谱出现的？若没有，值得开办这样的展览中心吗？
09/02/2011 离家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前，忘记随身携带一支矿泉水。候机前往南非开普敦（Capetown）前，在机场的商店区寻找矿泉水。在Guardian Pharmacy 售卖的1L 大瓶装矿泉水每支售价马币5元9角。不想在行程中带着这麽大的瓶子，所以继续寻找0.5L小瓶装矿泉水。终于在候机处楼上的Kopitiam给我看见Evian 牌的小瓶装矿泉水。店员告诉我售价是马币12“大元”。我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内心的无声提问是：“这是什么‘金水’”？）店员回应：“这是KLIA的水准。其他商店的售价可能更贵。”
买下“金水”，离开商店后，心想在全球污染指数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有一天买“金水”可能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为何我会在机场购买“金水”呢？原因有二：（一）我想要一个0.5L的小瓶子，方便在往后10天使用；（二）因着过去2-3天的健康状况，我的警惕性受到影响。不然，我会考虑购买1L大瓶装的矿泉水。（事实上，我在07/02晚上把荷包留在汽车的座位上。）
